回顾 | 复旦发展研究院2024年校庆报告会——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的国家发展动力
2024年5月31日，复旦发展研究院校庆报告会在智库楼106会议室举行。本次报告会以“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的国家发展动力”为主题，来自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下属中心及孵化机构的10位专家学者，从智库建设、教育人才、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数字安全等角度出发，做了精彩的主题报告。复旦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张怡、副院长黄昊出席，副研究员江天骄担任主持。以下为报告会观点摘编，供读者参考。
01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智库的知识政治与影响力路径
报告人：王帆 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作为知识生产者和政策影响者，智库通过提供政策建议、进行知识传播、开展公众教育等方式，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尤其体现在通过政治营销塑造公众舆论和“政治气候”、影响决策者的政策偏好和选择方面。智库通过研究与分析，生产高质量的政策建议与研究报告，成为政策制定与传播的重要参与者。比如，美国智库一方面在大众媒体中公开讨论中国，参与建构公众对华的认知框架；另一方面将自身理念有效传播至政策制定集团，最终将知识转化成权力。再比如，智库作为全球卫生治理中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系统研究和国际合作，推动了全球卫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于中国智库来说，应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智库网络、组织和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发表高质量的研究报告等学术成果等方式，进一步塑造智库品牌形象、增强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合作者：张艺闻）
报告人：刘虹 复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学科专业是学术体系的基本单位，是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重要载体。新发展格局对高校学科专业布局提出新的要求，高校需要构建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高校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是一项涉及多方主体利益的复杂性工作，它并不是某个单一的机制，而是由多个相互作用的机制构成，是一个具有系统性、协调性、复杂性的机制体系。从学科专业调整建设内容和工作开展来看，动态调整的工作要完整、可持续实施，势必需要进行成体系的机制建设，合力解决“为什么调整”“往哪个方向调整”以及“怎样调整”等问题。建立健全的高校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是为了优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进一步推动高校开展内涵建设，提高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能力，更好发挥高等教育在强国建设中的先导性、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作用，从人才供给、科技支撑、知识服务等方面提升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更好服务于新发展格局。
报告人：辛艳艳 复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青年群体是国家发展中的关键社会群体，其对国家发展和个人发展的认知决定其是否能成为国家的发展动力。基于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2009—2021）”的研究数据发现，青年群体在国家发展认知上以高政治认同和温和民族主义为特征，民族自豪感滋养了青年群体的大国心态，日益增长的文化自信也丰厚了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情感。在个人发展认知上，青年群体具有较高的收入预期和经济独立意愿，在生命进程体验中恋爱、结婚、生育意愿逐步降低。在国家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关系上，青年群体的积极奋斗面貌和持续增长的焦虑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症候。基于此，党的青年工作要特别关注青年群体的“主体性”地位感知，以恰当的方式积极回应青年群体的发展诉求，从根源上把握青年群体社会心态变化趋势的动因，提升青年群体的发展效能。
报告人：宋靓珺 复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村青年外出就业，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程度日益加重。如何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延伸性问题，成为政府、社会的关注热点。农村互助养老最重要的理论根基是社会学经典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交换行为，它往往是基于彼此之间互惠互利的关系产生，并且遵循着经济性、社会性和规范性的原则展开。从实践的角度看，河北肥乡是农村互助养老的开先河者。他们将闲置的学生村舍改造成老年人共居互助的幸福院，开创了中国互助养老的“肥乡模式”。至此之后，上海奉贤、陕西榆林等地区也都因地制宜地采取了相近的模式。从各地的经验做法来看，中国的乡村互助养老可主要分为三种模式：一是干部牵头型，主要依靠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村两委的组织协调；二是精英协助型，主要依靠高校和专业机构等；三是村民自治型，主要依靠传统的宗法、血缘和伦理关系发挥的社会纽带作用。在当前的形势下，农村互助养老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与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的有机融合。为此，必须明确与优化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互助养老之间的互嵌耦合关系，使其互相赋能。可能的探索路径：一是党建领航，夯实自治基础；二是多方参与，完善法治保障；三是老人为本，发扬德治传统；四是在传统三治的基础上增添“数治”的维度，实现数字赋能。总之，中国式养老这一哲学命题应通过扎实的社会调查，扎根基层社会，深入农村社会现实，通过总结充满智慧的地方实践的生动案例，走出一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道路”。
报告人：申琦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新质生产力是以高效能和精细化为本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发展势必带动技术的更新迭代和产业的转型升级，而老年人如何融入由新技术创造的智能社会成为了重要的社会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引入“数字包容”这一概念，以强调人权平等视域下老年人对于互联网数字技术的选择权和使用权。从制度设计的大方向上看，党从十八大以来重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出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观，为数字包容的具体落实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制度依循，包括各种智慧养老的政策、对老人友好的无障碍基础设施，以及各种配套事业和产业的布局。近十年面向老龄人口的数字环境建设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开始是重点产业的布局与落地；中期注重的是产品研发；后期的核心是行业孵化。但这整个发展过程实际上没有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例如数字反哺的理念就预设了老年人的弱势地位以及选择数字生活的必然性；老龄数字产业之间的数据不畅通降低了老年人的实际体验。为了克服这些困境，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而且还有文化精神层面上的包容氛围，通过智能传播推动形成家国之间张弛有道的数字包容社会治理共识，为老人及其家庭创造更为从容、自由、包容的生活和发展空间。
报告人：雷李洪 复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传统的发展概念主要局限在经济学的语境中，包括GDP增长、人均收入增加、工业化等维度。从至少上个世纪开始，很多人开始对这一概念进行反思，比如其所塑造的进步叙事是否只是某种幻想性的意识形态；究竟是哪一部分特殊人群、机构、地区和国家才从实际的发展中获益。事实上，来自多个学科的研究已经证明，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并没有系统性地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初民社会曾有着较为丰裕的物质储备和闲暇时间；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发展实际上将这些原本拥有自身独特生活模式的地区纳入到世界体系中来。为此，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强调要跳出资本主义“进步强制”的逻辑，摆脱传统发展概念所执着的经济维度，从更加多元和个性化的视角认识各类文明。如南非提出“美好生活”概念，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中心主义；印度提倡的“自我治理”；亚马逊流域的秘鲁实践着“共同居住”的理想。这些理论和实践都为经典人类学中的一句箴言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和启发：“赋予生命以意义，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条件和主要格局。”
报告人：张延人 复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微表情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指的是当人在试图掩盖自己内在情绪时而在面部出现的各种难以捕捉的肌肉运动。其特点是不受人的理性的主观控制，因此既无法伪造也无法抑制。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宏表情，即每个人都可以主动控制的、持续时间较长，常人也可以轻松观察到的表情。微表情实际上是厌恶、生气、惊讶、悲伤、快乐等心理情绪的外在反映。现有技术可以对视频进行逐帧拆解，识别不同时间点人物的微表情，分析其背后的情绪状态。微表情识别技术拥有广泛的应用场景和丰富的社会意义，横跨国家安全（安检）、司法实践（审讯）、临床医学（医患沟通）、广告与消费等多个领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要作用则包括：优化行为经济学实验；提升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可信度；研究人类行为背后的心理；为评估经济景气拥有全新思路——传统评估不可避免地在时间上滞后，而新技术可以使得对宏观经济趋势的把握更加敏感和迅速。
报告人：杨秋怡 复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产业政策是国家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制造业结构对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具有关键影响。从理论基础上看这一问题，首先，国家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概念，更是包括工业发展及其技术投资和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制度和出口产品结构的转型。其次，过早的去工业化，即一个国家在尚未完成产业的转型升级前提下就出现制造业就业和产值下降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制造业部门在尚未发展成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衰退，这将严重制约该国制造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的能力。最后，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它描述新兴市场国家由于成熟的国家创新体系缺失等原因而无法维持长期的良性的经济结构转型。本研究的目标：一是评估一般意义上工业化程度先升后降的趋势在中等收入国家的适应状况究竟如何；二是识别不同中等收入国家制造业对于经济发展贡献的具体模式；三是讨论金融危机如何影响各国制造业对经济发展贡献能力的变化。基于此，巴西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国家，它在2010年前保持着较快的经济增长率，在其经济增长最繁荣的时期，创新部门制造业的经济贡献反而其实非常薄弱；而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后十年，巴西低技术部门工资的增长速度反而超过了国民经济增速。这所反映的就是由过早的去工业化所因其和代表的巴西病，即过多依赖低附加值生产模式，长期无法突破低效的专业分工，在对外合作方面也更多选择了直接引资，而未将新技术用到更高附加值的领域中。对于巴西经济发展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思考同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如何处理制造业结构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关系的问题。
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我国的数字政务建设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数字政务系统也存在不少安全隐患。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一是数字系统深度聚合带来的接口安全管理难。安全主体多样性、业务逻辑复杂性，导致不同业务系统耦合接口安全实现不一致。跨系统之间的安全问题责任划分步明确，漏洞治理主体等不清晰；二是新型技术快速应用带来的未知风险引入多。新技术未经充分验证，却被快速引入数字政务系统，可能引发未知的安全问题；人工智能和大模型技术则带来了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三是AIGC问题引发新挑战，例如数字空间中可能发生的新型诈骗，以及面对各种全新形式的公共风险的内部监管问题。为了防范化解相关领域存在的系列风险隐患，更好推动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助力数字中国建设，必须同时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建设两方面推进开展各项工作，可以采取如下具体措施：一是研发面向数字政务业务逻辑漏洞的新技术；二是研发面向大语言模型安全与合规的评测方法和技术，构建全面通用的测试基准；三是积极参与AIGC等新兴技术标准和规范制定，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在安全可控的范围内将技术优势转变为数字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优势。
报告人：蔡纪风 复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传统的道德哲学往往将道德（德）和文明（礼）的关系理解为精神内核和制度外化之间的关系。例如早期中国的《诗经·大雅·抑》里讲到外在的礼仪是内在方正德行的体现；儒家也始终提倡通过礼仪的展演来展现道德的高尚。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这种观点也比较常见，即强调内在心灵与外在身体之间的联动关系：为了让他人认识到自身内在道德的崇高性，必须使举止与礼仪规则相符合。但从16世纪开始，以卡斯蒂廖内为代表的思想家逐渐突破了德与礼之间严格的对应关系，指出了二者可能的割裂：一个人在不具备内在德性的条件下，有可能使自己的言谈举止全然符合礼仪的要求和社会的期许。“作伪”思想的重要根源之一是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他谈到到君主不需要具备德性，只需让臣民感觉到他具备这些德性。卡斯蒂廖内还进一步提出了自我塑造的种种方法，受到16世纪欧洲宫廷贵族和知识精英的追捧。这类观点越来越反映内在道德之于外在礼仪的非必要性。内心状态与外在行为不必然统一的种种情形也获得了很多辩护，如意大利思想家卡萨认为与其离群索居固守自己的清高道德，不如积极融入社会。英国哲学家培根则进一步强调道德构筑内在的善，文雅要求外在的善，但是对于这个社会而言这个外在的善就已经足够了。返回到中国的传统中来看，虽然经典如《尚书·尧典》已经明确人具备作伪的能力，但儒家思想长期坚持“诚于中，形于外”的基本逻辑，鼓励以礼配德，德礼合一，虽然后世思想家也洞察到礼仪的若干伪装性，但却难以否认德礼合一，知行合一的绝对正当性。由此延伸出的启示是：社会应该认知人的行为具有作伪的可能，在坚持道德理想的基础上健全社会的心理和文化防御机制，避免善于伪装的小人对社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而新时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也要进一步探索和处理好道德建设与文明风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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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稿 | 陈梓培
排 版 | 蒲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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